｜張克昌

有據可查的，胡適有過兩次著名的婚外戀。一次是留美期間，與美國的韋蓮司發生戀情，此間，胡已經與江冬秀訂婚，準備畢業回國完婚。後因韋蓮司父母堅決反對（華人地位極低）而未能實現。韋蓮司終身未嫁。

第二次是與他的「表妹」曹誠英（即曹佩聲）。曹系胡適三嫂同父異母之妹，比胡小十多歲。胡與曹同居時，已經有了兩個兒子，原配江冬秀得知此事，拿著菜刀，追著胡適要砍，胡狼狽不堪，四處逃竄。但曹此時已有身孕，胡面臨艱難選擇:與江冬秀離婚。胡適向江冬秀提出離婚要求，不料，江冬秀操起菜刀，大叫:「離婚可以，我先殺死兩個兒子！」胡適畢竟是知識分子，不像今天的一些男女流氓，吃喝嫖賭抽還振振有詞，面對悍婦，立馬就蔫了。至於胡適同時與另外幾個女人保持著柏拉圖式的戀情，我們應該予以深切理解，誰不喜歡漂亮的女子呢！

周樹人的婚戀和兄弟反目，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話題。不知出於什麼目的，極少數論者常以此懷疑魯迅的人品。

事實上，魯迅和許廣平戀愛期間，就受到論敵們的圍攻，在這個問題上，魯迅基本保持了沉默。在魯迅看來，學術歸學術，私事歸私事，二者不應混為一談；辯論不過對手，就進行人身攻擊，罵人家道德敗壞，魯迅認為這是小人之舉。魯迅沉默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：自己畢竟是一個有妻室的人，與自己的學生發生戀愛關係，有失師道尊嚴。以今天的標準來看，大學階段師生戀好像沒什麼，兩廂情願，誰也無權說三道四，但在當時，魯迅被置於道義的窪地——他又不願效仿其他名流們登報離婚或直接休妻，最後只有南下（不只這一個原因），離開北京，去廈門、廣州，最終落腳上海灘。

魯迅的早年人生經歷與胡適具有驚人的相似:父親早逝，家道中衰，孤兒寡母，相依為命；青年時代，國外留學，婚姻大事，父母包辦；這是那個時代的一般模式。稍微不同的是，魯迅留學期間，心思專一，胡適則不同，與康奈爾大學教授女兒韋蓮司擦出了感情火花。按說，這也不算什麼，當時正值新文化運動興起，婚戀自由本是題中應有之義。為人詬病的是，胡適在與髮妻江冬秀有了孩子的情形下，導致曹佩聲懷孕，這就有點過分了。即便放在今天這個非常寬鬆的社會，大多數人也是難以接受的。這是典型的吃著碗里的，看著鍋里的。

從現有可靠資料看來，胡適提出與江冬秀離婚時，江勃然大怒，採用一般農村婦女對付不忠丈夫的慣用招數：一哭二鬧三上吊，並以殺死孩子相威脅。胡適常年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生活、工作，連放屁都是文縐縐的，哪見過這陣勢，只有忍痛割愛，曹佩聲墮胎了事。這對曹佩聲的身心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傷害。曹亦終身未嫁。

不難看出，胡適的婚外戀，至少傷害了三個女人。魯迅呢，客觀地說，一開始對由母親魯瑞一手包辦的婚姻還抱有某種程度的幻想，幾千年來的婚姻都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來的，魯迅的思想雖然深刻、超前，但在世俗生活上還不能完全擺脫封建社會的陳規陋習。魯迅是被母親魯瑞從日本騙回來與朱安完婚的。魯迅知道真相後，沒有責怪母親，他知道母親也是為了他好，意見肯定有一點，但他從未把自己的這種不幸推卸給母親，因為他知道這不是母親的錯，罪魁禍首是根深蒂固的封建習俗。一般人如果婚姻被父母包辦，日子過好了，他（她）認為理所應當，過差了，就會抱怨父母。這些人潛意識裡認為，如果自由戀愛，日子一定會過得比現在好。不過，這種無端的自信屢屢被無情的現實擊碎。婚姻與愛情是兩碼事，婚姻主要靠經營，當然有愛情做基礎，經營起來會順手一些。

魯迅是一個感情極其豐富的人，他與朱安無愛婚姻造成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，所以，當他的同學問他回國幹什麼時，他黯然回答說：「母親娶媳婦。」而不是自己娶老婆。以魯迅1918年（此時魯迅在教育部任職，是年5月《狂人日記》發表）後的地位、影響，他完全可以與朱安離婚，兩人的層次、水平、三觀反差太大，朱安亦未生育，即便放在今天，離婚的理由也相當充分。當時的不少名流就是這麼做的，例如徐志摩就逼著張幼儀墮胎，然後離婚。但魯迅沒有這樣做，因為他非常清楚，在當時那個環境，朱安一旦被休，她就沒人要了，她的一生就徹底完了，這對朱安可能是致命的傷害。另外，這對母親也是不小的打擊。這門親事是母親一手操辦的。魯迅和二弟周作人失和後，搬出八道灣，老太太和朱安的生活費用一直由魯迅承擔。即便在魯迅去世後，許廣平還負擔著老太太和朱安的生活費用。

表面上看，魯迅、胡適都沒有離婚，實質上又不完全相同：胡適是離不了，而不是不想離；魯迅是不忍離，而不是不能離。胡適可能是性格問題——相對軟弱，魯迅是心地問題——充滿悲憫之情。

以上，只是個人淺見，供大家正之。

張克昌，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，主業從教，業餘寫作，發表散文、小說、論文若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