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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氏父女的悲劇，眾人大多嘆惋他們生不逢時，卻也忽視了，整個社會對他們命運的作用力。蔡邕死於對董卓的嘆息，觸犯了政治正確；蔡文姬與兒子生生分開，進入一段不幸福的婚姻卻不敢抱怨，是迫於政治正確。

今天隔著厚重的歷史，我們可以對他們的命運抱以深深的同情。但是在當時，即便再同情他們，也只能以沉默來面對。因為政治正確是個大過一切的命題。我知道你有苦衷，我知道你有難處，我知道表面上的美滿抵不過你暗地裡的眼淚——但那都不重要，因為更多的人，只想看到他們希望得到的結果。你的苦衷算什麼？你必須保持緘默，你必須要懂得「顧全大局」。

蔡文姬深深懂得其中的奧秘，哭號與申辯是沒有用的。所以她面對家庭冷暴力，選擇了忍耐。忍耐為她贏得了最終的轉機，她也終於在政治正確的博弈中，贏得了自己的幸福。

生無可戀的董祀，竟然在自暴自棄之下觸犯了法律。曹操震怒，下令將其處死。蔡文姬聽得了這個消息，甚至顧不上梳妝打扮，披頭散髮、形容憔悴地就來求見曹操。她在大庭廣眾之下曆數自己的苦難，獻上了催人淚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引得在場眾人無不動容。蔡文姬哭訴著，自己好不容易苦盡甘來，丈夫又要被處刑，這日子沒法過了。她敏銳地抓住了在場所有人的心理：既然曹操能大張旗鼓地把她從匈奴接回來，就一定不忍心當面再毀掉自己的幸福。當然這還不夠，蔡文姬又提出了交換條件：她願意抄錄亡父生前的藏書，來換取丈夫一命。

曹操答應了，眾人也說不出什麼來——這樣一個多才而苦命的女人，誰又忍心讓她再次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呢？更何況，一個地位不算高的董祀、一些舉手之勞的潛規則，就能換來漢末才子蔡邕的幾百上千卷藏書，曹操這筆生意大有可賺。讓董祀繩之以法？那是要多冷酷多狠毒的一顆心，才能做出來的事！

於是董祀被赦免，從此感念蔡文姬的恩情，終於接受了她，收斂了嗜酒風流的毛病，兩人過起了安安穩穩的小日子。蔡文姬用她的智慧、用她的隱忍、用她的才情，換來了後半生的幸福。

在政治正確的框架下，蔡文姬終究沒有讓自己一生在悲慘的輪迴中沉淪下去；但是，蔡邕的生命，又有誰能挽救回來呢？漫漫歷史長河中，又有多少人的聲音，在這樣政治正確的壓力下，被淹沒了呢？韓非子云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」，一文一武本就是人在世間生存的最重要的技藝，然而在統治者看來，這都遠遠不如「法」和「禁」的威嚴重要；朱子云「存天理，滅人慾」，只要「天理」不倒，天理昭彰，那麼人的七情六慾，都要退避三舍。

文人應當是一個施展個性的階層，他們提煉、表達著全人類、全社會對外部世界的感官體驗，本就應該「矯情」；然而文人又是最沒有力量的階層，他們經不起任何的一場風波，在絕對的權力面前，被要求必須向著正確的方向，必須收起他們的「矯情」。文人從沒有為這個社會創造物質財富，但是他們會拓展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，塑造著一個民族的性格。不讓文人「矯情」，不讓他們深入到每一個個體的靈魂深處，只允許他們在政治正確面前搖旗吶喊，那不叫正能量，那隻會讓整個文人階層的個性意識、乃至整個社會的進取精神徹底萎靡下去。

權威者永遠討厭不同的聲音：不光討厭反對的聲音，更討厭哀怨的聲音。權威者的政治正確，無非是想要自己偷懶、為自己屏蔽負面信息的不負責任、自欺欺人的行為罷了。「政治正確」本就是一個人為的、強制性的概念，即便要存在，也必須能容納不同的聲音。

最後，借用胡適先生的一句話作為終結：「多研究些問題，少談些主義。」若要讓整個社會走向更光明的遠方，那就讓每個人都可以保留屬於自己的個性空間，讓所有人都可以不再在所謂的「大是大非」面前繼續緘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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